褚时健和他的创业人生：走两步就要停下来想想才不会走错

从“中国烟王”到“中国橙王”，褚时健走完了跌宕起伏的91年。

视频：褚时健如何逆转命运之轮：古稀入狱 84岁再成亿万富翁，时长约52分48秒

褚时健生前履历

1928年1月23日，出生于农民家庭；

1979年10月，玉溪卷烟厂厂长；

1986年，“第一车间”革命、“三合一”体制建立；

1988年，“红塔山”成为玉溪卷烟厂第一品牌；

1990年，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

1993年11月28日，云南红塔山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1995年2月，褚时健被匿名检举贪污受贿；

1995年9月，任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1996年12月-1998年，被隔离审查；

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被称为“现代法律文书的典范”的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宣布褚时健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1年，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

2001年5月15日，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居住养病，并且活动限制在老家一带；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承包了一片2400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

2011年，刑满释放；

2012年11月5日，褚时健种橙的第十个年头，褚橙首次大规模进入北京市场；

2018年1月17日，云南褚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举办了成立仪式，褚时健独子褚一斌担起褚橙重任，牵头组建股份公司任总经理，90岁高龄的褚时健任董事长一职。

在褚时健决定做农业的时候，亲友们除了觉得农业本身很辛苦外，还有一层担心就是，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社会，农民们大都不懂市场经济，不太理解市场商业行为、不理解契约精神，不习惯在工业化的流程里待着；褚时健要挂帅带着一帮农民，投资千万做一件五年后才见效的事。——褚大爹，您准备怎么搞？

让“移动”的农民定下来

第一年褚时健就尝到了“厉害”。最开始到果园做工的有30多户，其中20多户是老农场留下的农户。这些农户的统一特点是长年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可谓一穷二白。所以在心态上，这些农户随时把自己处于“移动”状态，哪里挣钱就去哪里。第一年春节前夕，好几户农户在没打招呼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就卷铺盖携家带口走了，给其他农户留下话说：“搞不到吃的，另外找活儿干。”褚时健只好让作业长们四处寻临时工顶上。

更糟糕的是农户们对于褚时健标准化的种植方式很不理解，有的农户因为文化极低，连农药喷雾器上的刻度数字也无法看懂，必须作业长手把手教，或者直接用笔在瓶子上画上粗粗一道线这种最原始的方法进行指导。

在农户看来，这很难接受，他们从小都是跟着父辈凭经验和感觉来种地，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有虫打虫，天干淋水，哪里来这么多规矩？但褚时健的要求却都是数字化的：深挖地要到多少厘米、株距行距是多少数字、农药喷打是多少量、剪枝是哪一个时间段、剪枝要剪到多少量、平均一个果大概有多少树叶搭配才科学，否则要控梢……农户们读书时也未见过如此复杂的数字，更何况要全部记下来并且执行到位，这实在太难。

褚时健对此的方法是强行执行：一方面，年复一年地培训农户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具体操作能力；另一方面，强化作业长们的带头作用，农户学习培训的每一步，都要有作业长带着走。与此配合的，则是精细到家的奖惩制度。北大黄铁鹰教授曾经就褚橙的生产经营案例做过研究，他录下了这么一份2013年褚橙基地的工作计划：

2月份溃疡病检查，四年生树及挂果树按15片叶/株的标准，扣除预支生活费10元/株；一二三年生树按3片叶/株的标准，扣除预支生活费10元/株。

春季修剪不到位，树冠内堂通风透光不好，检查时扣预支生活费100~200元。

在焚烧疏除枝梢及剪除的干枯枝时，若烧着果树，扣预支生活费50~100元。

顶果工作检查，发现坠地果以50个为基数扣预支生活费20元，每增加10个多扣5元。

除草剂危害果子检查，以5个为基数扣5元，每增加5个多扣5元。

日灼果检查，发现未用纸包裹的，以5个为基数扣5元，每增加5个多扣5元。

在花芽现蕾时，要用0.2%的磷酸二氢钾+0.15%的硼砂喷花。

在盛花期，根据花量每株补施氮肥70~100g。

第一次生理落果结束后，要用30~40ppm赤霉素保果；在70%以上的树开始

第二次生理落果时，用50ppm赤霉素保果。打完保果剂，每隔7~10天用手动式喷雾器喷一次800倍多丰素+1000倍钙田力。同时剪除树上干枯枝及流胶病枝，并集中烧毁。

果园内20厘米以上的杂草要清除干净。

施肥沟，深30厘米、宽20厘米、长80~100厘米，每株施有机肥7.5公斤+复合肥0.3公斤。

——繁复，精细到角落的数字。看得出来，褚时健是用细到不能再细的条文约束农户们必须往工厂化管理的方向上走，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

一次褚时健到果园巡看果树，发现树上有一种先期打药本该灭干净了的虫子，马上把质保主任叫来：“这是什么？”质保主任慌了：“打药了呀。”褚时健叫他把当时打药的一些工具收上来查看查看，拿过来一看，褚时健火了：“制度上写得很清楚，树长到3米以上，树体很大的情况下，要更换大的打药机，你这么一些小小的喷雾器怎么行？工作这么马虎，你对谁负责？人家看着你是打药了，其实一点作用不起！”

80多岁的褚时健平素和蔼，严肃起来还是很凛然。最后褚时健一摆手：“我看这件事你不要搞了，换人。这种事开不得玩笑。”

经过几年的制度化管理，道理讲通了，农户也都明白和理解了褚时健的做法。一名农户在果园碰到马静芬，马静芬问：“干得咯开心？”（云南话：“干得开不开心？”）农户说：“开心的嘛！你赶我走我都不走。”

农户的开心主要在于收入的提高和环境的改善。褚时健说：“农民不太懂条文契约精神，但是他们有坚定的感情契约。”早在玉溪卷烟厂期间，褚时健就不遗余力地对种植烟叶的烟农给予各种补助。他的道理很直接：把利益共享问题解决了，农户比自己都要对工作负责。

在2007年以前，金泰公司对农户的工资制度主要是每月固定工资加一些奖金。公司还在果园给农户提供住处，这些房子都是金泰公司出资修建的青砖瓦房，水电沼气、厨房厕所一应俱全，每家还配1~2亩菜地，种菜养家禽都可。

2003年前后，每个农户平均每月工资是300~400元，之后逐年按每月增加100元的幅度增长。到了2007年，果园大量的树开始结果，果子收获量达到2000多吨。褚时健对农户开始采取另一种薪酬制度：每人每月按时会领到2000元的借发工资，到年底果子收获后，按农户交出的橙子总量、橙子的等级两个标准算出收入总量，把借发工资刨除后，剩下的发给农户。

这是褚时健独创的一种薪酬制度，也是金泰公司到今天人员稳定的最大保证。借发工资保证了农户们的基本收入和生活水平，2000元在当地工厂也算不低的一个数字。而到年底按生产量和种出橙的等级来算总收入，则是一种激励式的算法。在收入高低的比较下，农户们都愿意做到高产量、高品质，而且唯一的方法就是：按照褚老板严格、精细的生产制度来办。

金泰公司每个农户的平均月收入，2004年是每月400多元。10年后，2014年，一个农户家庭负责2000多棵橙树，年收入最低能到五六万元，最高的能到将近10万元。“就算一家养两个大学生，他们也吃得住。家里还可以买两部摩托车。而且平时生活没支出，果园里的水源、农药，所有生产资料都是公司统一配，不用他们掏成本。公司给他们都修建了配备齐全的房子住，而且每家都有公司给的菜地，吃菜吃鸡吃蛋都不用花钱，就买点大米买点油，过得应该满意了。”褚时健帮农户们算得一笔账。

“褚橙基地的农户们不是农民，是农业战线的工人。”作业长王学堂开玩笑说。

作业长们的收入当然要高很多。2013年褚橙基地丰产，从2012年的8000吨一下跃到了12000多吨。褚时健除给几个作业长增加了年终奖金外，还每人奖励了一套在玉溪的150平方米的住房。作业长的年收入，好的超过了20万，低的也有十多万。一次新平县县长开玩笑说：“作业长们的收入比我还高嘛！”褚时健笑笑：“你们一样辛苦，不过你比他们责任还要大一些。”

位高权重的作业长

褚时健在果园刚刚建立的几年，曾经成立过一个生产技术部，是作业长与他之间沟通的中间渠道。本来他希望来自作业长们一线的生产信息经过生产技术部的技术性淘汰后，他能更有效地处理果园的各种即时状况，但几年下来后，他发现这种沟通方式无效的地方居多，信息沟通不直接，所以他果断裁撤了生产技术部，由作业长们直接面对自己。

宣布裁撤那天，他告诉作业长们：“有问题你可以打电话跟我讲，我听得懂。有些事情觉得复杂，一下说不清的，我第二天早上就下来。”

褚时健不喜欢在公司里设太多人，在金泰公司，农户和管理技术人员的比例大致在10∶1。褚时健的观点是：公司里人多了，事情就少了，人会懒。但农业是个勤行，人一旦犯懒，会影响很多事情。“要让人做事，叫他多负点责任。不然他吃闲饭还要骂人：这个老板一点都不放我们的手。”

作业长是果园里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对褚时健，下对各个农户，果园里的一切生产情况，他们直接向褚时健负责。王学堂有一次对褚时健开玩笑说：“我觉得我们是夹心饼干，您一边，农户一边。”褚时健说：“夹心饼干好吃呢嘛！”他给作业长的定义是：有关生产的技术工作、行政工作，统统都集中在作业长身上。所以作业长必须懂技术还要懂行政管理，作业长们经常听到褚老板的一句“训话”是：你们自己技术不过关，搞到农户认为你外行管理内行，那就闹笑话了。

有意思的是，作业长里无论王学堂还是郭海东，都认为褚时健是一个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实干家+战略家。

褚橙基地一共设了四位作业长，最早果园基地是2400亩，每人管理600亩左右的果园。随后，褚时健不断扩增周边的土地，到2015年，褚橙基地已经有6000多亩果园，挂果的就有3200亩。作业长管理的农户也从二三十户增长到了2015年的50多户。

按作业长郭海东的说法，作业长层面的几个人既要发现问题，又要解决问题。在褚老板面前，农户可以只提出问题，而作业还要会解决问题。而且褚时健并不喜欢企业的中层干部只是一个传声筒而没有自主判断的意识和能力。

2014年秋天，云南干旱，日照过强，许多果子都被晒白，褚时健着急，从玉溪赶到果园去查看情况。他把几个作业长召集在一起到果园现场商量解决方法，褚时健告诉他们：“这么个晒法，过几天果子就会往下掉了。你们赶紧套袋。”套袋在某几个橙子上是用于吸光，保住大多数果子。他没想到的是，几个作业长说，因为时间着急，没和他商量，已经采买了10万元的袋子，马上就准备套上了。褚时健听了很欣慰：“你们主动一些，我就省心多了。”

果园的工作计划都是由作业长来定，每年肥料结构的调整、灌溉的安排、施肥的时间、剪枝的培训和执行、农户工作的监督和检查，都是由作业长来负责。这些工作也决定了作业长们一年收入的多少。

褚时健总是说，一个企业要在竞争中进步，但差不多从2012年以后，褚橙就没有竞争对手了，所以内部竞争就很重要。褚橙基地四个作业长之间，以自己片区的果子产量、果子等级的比例来计算出年收入，因为彼此有差异和比较，自然竞争的局面就产生了。

褚时健一直强调作业长要经常巡果园，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让农户看到作业长出现在地头。这是一种身体力行的表现，也是一种监督的体现。褚时健也是如此，在果园最初的几年，他几乎每周都要去果园。在果园建设成熟后，他依然保持每月必须到果园两三次的频率。

不过，他说对于农户和作业长来说，最大的监督力量还是工作绩效必须和个人收入挂钩，“不然你牵只老虎去也没有用”。

>>> 褚时健自述：种橙十年

我脑子里从来没有过退休的概念。

2001年从监狱出来后，周围的亲戚朋友帮我安排了如何休息养老的生活，但我过不来那样的生活，我不做事不行，天生就爱忙。考虑过好几个行业，最后还是决定种橙。一个原因是农业我一直有接触，熟悉行业，橙子在水果里味道营养都好，但并没有太普及。

另外，我们如果种出一个好的品种来，对市场来说是件好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这几十年，特大型企业经历过，中小型企业经历过，级别越高责任和压力就越大，别人看我快乐的时候其实我并不快乐。所以还是做做私人企业算了，自己经营点小生意，有问题自己负责，心里头不慌，挺好。

「 我对果树情况比农民还熟 」

大家都劝我莫做了，70多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在家和老伴儿种种花养养鸟，安度晚年，别人都这么过，你咋个不行？唉，我还确实不行，真想要我多活几年，让我苦一苦可能效果更好。人哪，没有希望就没有人生乐趣。

我和我老伴儿都经历过“右派”时期农场的生活，所以到山上种橙的问题并没有多难克服。我们最开始种橙那几年，管理人员不好招，大学生来我们这里都嫌条件艰苦，干几个月就走了。我能理解他们，从小生活环境无忧无虑，哪里能受山上种地、收入也不高的苦？但我和我老伴儿把它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觉得可以过。

其实种橙我也是从头学起，样样都要自己翻书看，找专家问。我找了几个得力的作业长，他们帮我守着地里具体的事情，方向性的事情我来把握。尽管我不用自己拿锄头，不用亲自去摘果子，但是，果树每天长得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我必须比农民还要掌握得仔细。我如果说不出个一二三，就指挥不动他们。哪一行都是一样，你要做管理工作，首先生产业务就要熟悉，不然话说出来都不对路。

要把橙种好不容易。大家都以为农业是个技术壁垒低的行业，以为春天种下去，秋天等着收就得了。哪有那么容易？除非你不想干好，就想跟着天吃饭算了，那的确没有什么难度。但真要做好，不花精力不动脑子不行。

我们的果子这么些年来，从水源开始，土壤的有机质比例、剪枝的频率、挂果多少，样样都要操心，每年的情况都不一样，每年都有新的问题出现，所以不断要有对策。我这个脑子里，记了不知多少数字。我从小数学并不好，但我心里总在盘账，对数字，敏感得很。

2005年，我们发现果子口感太淡，果肉不化渣，就赶紧解决，从肥料配比、浇水的频次、开花时间控制，每个细节都要抓。现在大家吃到橙子都说“甜酸比例合适、味道好，果肉化渣”，那是我们花了好多年时间一点点调出来的。传统的观点都是农作物70%靠天，我这个果园，就是希望让大家有一个认识：只要用先进的、科学的观点来经营农业，把工业的一些制度引进农业，就不用那么依赖老天了，把70%的依赖降到30%，人就主动了。

我们来搞这个果园，自己要掌握足够的种植知识和技术，也要让下面的农户、作业长有一些知识观念。让他们掌握技术其实不难，每年我们都会请柑橘研究所的专家到果园来和我们沟通交流；但改变观念没那么容易，特别是农户们，他们对我们的标准化生产没那么快就接受。

作业长们好得多，他们都是农业技术方面的熟手，但他们的观念也是一点点改变过来的。刚开始那几年，我也和作业长们着过急，生气了还用烟头扔过王学堂，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分歧都在观念上。我希望他们不仅掌握先进技术，最重要的是更新观念。

「 人要有一颗敬畏心，走两步停下来想想，才不会走错路 」

种橙这件事我2002年正式开始搞时借了1000多万元钱，到2007年的时候就全部还清了。前几年的销售全靠朋友帮忙，你几十吨他几百吨地团购，慢慢就消化掉了。我老伴儿那个时候管销售，带着橙子到处去参加展销会，也是受了不少苦。好在前面几年果树还幼，我们的技术也不完善，产量不算很大。2008年之后，我外孙女他们从国外回来帮着我和我老伴儿，开始抓我们自己的销售。

2009年产量开始飞速增长，销售也慢慢步入正轨，所以产品还从来没有积压库存过。水果这种生鲜产品，积压库存是很大的灾难，相当于就是毁掉了。很幸运，我们没有过这种情况。

2014年以前我们的果园一直是增产，每一年都比上一年增产不少。所以我一直说我们是没有大小年的，的确像我们这样连续10年都是增产的果园几乎没有。但是2014年我们出现了减产，有气候的关系，也有果树生长的自然规律：大小年的关系，尽管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挽救了许多产量，但规律就是规律，一定要服从。

无论做什么事情，人哪，都要有一颗敬畏心，自然规律、市场规律都要遵守。人当然要努力，要全心全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同时也要实事求是，走得两步，停下来想一想，以后的路才不会走错。

我们现在果园已经扩展到几万亩，挂果的还是只有2400亩，但其他新的果园基本都种下了果苗，到2020年，我们的果子产量能达到6万吨。我知道现在我们的橙子在市场上很好卖，听说有人拿它和当年的红塔山烟相提并论，都是紧俏商品。我很高兴大家这么抬举，但是我思想上不敢轻飘飘。头几年可能大家因为是我种的橙子，因为好奇心都买来吃吃，但是如果果子不好吃，或者只是普通过得去，我相信买了几次人家就不买了。

我们卖得也不便宜，要是不好吃、品质不高，人家凭什么真金白银买你一个老头子的账？所以我一直和孙辈还有作业长们说，不要陶醉人家怎么夸你怎么捧你，做好自己的本分，把橙子种好，每年多丰收点，味道更好一点，人家继续揣着钱等你的橙子，不然，人家的口水等着喷你。

现在整个新平县种冰糖橙的越来越多，差不多一年的总量要到200万吨去了。我们规模算大的，品质也算高的。但是，必须要看到，这个橙子过剩是必然会发生的。供求关系从来都是有松有紧，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市场经济是不留情面的。产品一过剩，首先来的就是降价，降到你的销售价是成本以下都会有可能。咋个办？到那个时候，还是质量和价格方面的竞争。我如果质量好，其他人卖不完，我卖得完，另外我成本控制得好，别人亏着本卖，我还能赚到钱。

说到底，还不就是“质量”二字！你要在质量上压倒别人，你要有这个能耐。无论哪一级的柑橘研究所的专家到我这里，都说全中国最好的一块橙子地就在我们这里了。听到这话，我放心了很多，说明我一直做得是对的。

「 对得起做过的事，对得起相处过的人 」

我这个人，心里放不下事，也算是个急性子。像2014年天干，老是不下雨，我每天晚上想到我的果树，半夜四五点就睡不着了，起来翻书翻资料，第二天叫上司机去找专家，一定要找到解决办法。我想着，我这么认真，果子的质量不会不好吧？

我一直和儿孙们强调，一个人工作、过日子都要认认真真，对产品要认真，对周围的人也要认认真真。这些年我们的果子卖得好，除了我们产品过硬，周围人的支持也有很大关系。像早几年我们果子不成熟，没有朋友的帮忙，销售会很成问题。

现在我们名声在外了，心里要知道感激，更要学会让大家利益都得到平衡。我一直对和我打交道的合作伙伴也好，朋友也好都有一个心理，那就是怕亏了人家。这个习惯我一直都有。做人做事要随时随地都在检查，做这件事我朋友亏了没有？褚一斌我就经常提醒他，不要粗心大意，要经常想到身边跟着你的那几个人，诚诚恳恳和人家相处。我们生活条件比他们好一点，我们就多照顾他们一点。

我们现在果园里的农户，在我们这里干活儿，我就希望他们比别的农户生活条件要好一些；我们的作业长，我也希望他们收入一年比一年高。新平的县长有一次听说我们作业长的待遇，很惊奇：“工资比我还高？！”

对得起做过的事，对得起相处过的人，我能做到这两点，我这几十年也算没有什么遗憾了。

回头看看，我这一路走来，没有白费精神。我办事认真，确定了目标就追求到底。在每一个工作的地方我都有人生的记号，我也没在工作上闹出什么大事故。想到这些，我也是甘心了。

总有人在问我，以后我们的金泰公司，我们的橙子会怎么发展下去？

我们这么一个小果园小公司，从1万吨的产量，以后要发展到五六万吨，我也在考虑，将来如何持续发展下去？中国传统的家族企业弊病很多，我们总说富不过三代。自己家人一直亲自经营是个冒险，请别人经营同样也是冒险。

所以我在想，当我们发展到五六万吨的时候，让我们家的这些主要家族成员，一人一部分，自己成立自己的公司，分开管理。到时有个集团公司或者总公司，统一执行一些产品质量标准和市场经营原则，做董事长的就把这件事管起来。至于各自公司独立经营的事情董事长就不要管了，让他们互相竞争，也各自发展。

按照中国目前的体制状况，家族企业会有很多天生的问题，我也不想把这个企业搞太大了，搞大了太复杂，扯皮的事也多。所以现在橙子这件事我把它划成了六块，儿孙们一人领一块，自己分别管理去，不要吃家族的“大锅饭”。我非常反感一个家庭里还有人出于私心，想在经济上为自己捞一把，这么做我是不允许的。如果这么自私，家和企业就都散了。

而做董事长的人，要用公心来处理任何问题。谁处在这个位置上统揽全局，都必须连技术问题、行政问题一起处理好。我曾经也考虑过引进职业经理人到我们这里，但后来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中国没有很好的职业经理人的生存土壤，一个职业经理人如果股份低甚至没有股份，他的积极性不够。如果我扩大他的股份，他受到的攻击就会很大，同样也干不下去。

这些我本以为比较远的事情，看来也需要慢慢明确了。

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我种橙也都有13年多了，一个70多岁的老人变成了80多岁更老的老人。我一点都不惆怅，我觉得这是我这80多年最放松的阶段。除了有时果子受自然气候影响我会稍微愁一愁，基本没有什么烦心的事。我有时去果园看看，虽然现在腿脚不太好，不太走得动了，但眼睛我还是没得闲。我在家的时候，没事看看书，时不时就去找我两个重孙玩一玩，心情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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